历史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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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超时代,西域都护之地主要围绕着三个盆地。其一,是位于阿尔泰山与天山山脉之间的准格尔盆地。其二,是由天山与昆仑山两条山脉构成的塔里木盆地。其三,是由天山东脉形成的吐鲁番盆地,这里是连接天山走廊与河西走廊的枢纽,为汉匈必争之地,在三个盆地中,它居于主导地位,属于战略门户。

  汉匈天山之战的主战场就在吐鲁番盆地,其中有一个战略制高点就是车师。敦煌到车师,是通西域的生命线,失了这一线,通西域就不可能。

  这一线,除了地理上的交通优势,还有地区上的物产优势,宜于贸易,也利于生产,曾为匈奴右臂。汉欲断其右臂,便从这里下手,断了其财路。

  汉军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往北,行千余里,达伊吾;再往北,行千二百里,便抵达车师前部高昌壁,即今之新疆吐鲁番地区;继续往北,行五百里,就到了车师后部金蒲城,即今之新疆吉木萨尔县。在车师与伊吾之间,罗马有一个湖,叫蒲类海,即今之新疆巴里坤湖,胡人称湖为海,就如同北京的北海、中南海,其实都是湖一样。

  班超就在这里一战成名。战役不大,斩首仅千余人,但战略价值不小,一脚踹到了北匈奴的命门,一举把北匈奴从天山打到阿尔泰山去了。最要命的是,匈奴人的一条财路,也是匈奴人的战略纵深,从蒲类海到大秦海的起点,被汉军夺走了。

  原来匈奴人身后,还有个这么深邃的世界,断匈奴右臂,断了河西走廊,断天山走廊,真没想到匈奴右臂有那么长,不管怎么断,都断不过来,更何况断了它又能接上。这就是游牧文化的优势,它能背靠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跟汉家打游击。

  在汉家天下里,无论你怎样出击,不管你如何以夷制夷,你都不能将它置于死地,因为它在汉家天下之外,还有一个汉人所不知道的世界,凭借这世界,出天山,争河西,入中原,退则深藏若虚,可以退到汉人未知的那个世界里去,重整旗鼓。

  不过,这一次,匈奴人不仅碰到了一个同以往的飞将军不一样的打游击的天才,一个以夷制夷、左右逢源的特种战专家,还相遇了一位出身于史学世家像亚历山大一样具有世界历史眼光的西域都护,匈奴人的底部被他看穿了。

  如果说亚历山大从地中海出发自西向东一往无前来到葱岭下,那么他反其道而行之,从东往西,于蒲类海起步,西行往地中海去。亚历山大是王者,可以想哪去哪,而他只是个使者,身后有朝廷要牵挂,一路游击,来到葱岭下,就裹足不前。

  这一行,回首就三十年,沿着塔里木盆地,转了一个大圈。他的行程,第一步袭匈使,服鄯善;第二步诛神巫,制于阗;第三步退龟兹,安疏勒;第四步顺民意,破姑墨;第五步战龟兹,平莎车;第六步守疏勒,破月氏;第七步讨焉耆,定西域。一圈下来,就把西域打通了,班超坐镇龟兹,制衡西域。

  其时,班超治地,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起玉门关和阳关,西以葱岭为极。西北有乌孙,西有大宛,再往西去,就不属于他都护的范围。西南有大月氏,还有安息,再往西去,就是大秦,是罗马帝国的势力范围,亦即从蒲类海到地中海一线。

  汉军止于葱岭以东,故步自封,葱岭以西,亦曾涉足,如陈汤等,但未常驻以纳入都护,可那却是匈奴人的去处。班超已知,若欲根治匈奴,必须抄底西域,联合大秦,从西域的底线上以夷制夷,故派甘英出使大秦,欲深入西域,一探其究竟。

  窦固天山大战后,北匈奴退居阿尔泰山,因而有班超经略天山南路;窦宪再次出击,犁庭扫穴,勒燕然山还,北匈奴遁亡,不知所之,而有班超定西域。

  但班超优于二窦者在于,他比二窦有着更为辽阔深远的世界历史的眼光。当汉家举国上下都在为匈奴溃遁而庆幸时,唯班超尤恐其卷土重来,他深知,匈奴销声匿迹,并非消亡,而是进入了汉人未知的地方,西域之西,还有个西域,汉人鲜知。所以,他派甘英走一趟,一来寻觅匈奴踪迹,二来出使大秦。

  此行目的,当然还是以夷制夷,欲联手大秦,夹击匈奴,一如当年汉武帝之于大月氏。可甘英毕竟不是张骞,没有张骞那种排山倒海且至死不休的意志。

  本打算渡海,可安息船子相告:顺风要三月,逆风约两年,所带口粮,当备食三年,况有海妖妙音,令人不已,往者难归,若你不恋父母妻子,才可以去。

  故事初见于《后汉书·西域传》,《晋书·大秦传》也有记载。过了千余年,康有为赴欧洲考察,来到罗马,认为甘英当年未渡地中海,使中国与欧洲相会延缓了千余年,并痛斥甘英遇海而惧,以至于失足千古。

  可当时的实际情形,未有人去一探究竟,何不问一问,为什么甘英欲往大秦,不带甘英去渡大秦海—地中海,而把他带到安息西海—波斯湾,从波斯湾能通往地中海吗?打开地图一看,我们就发现波斯湾的出海口,是阿拉伯海,而非地中海,从阿拉伯海往地中海,需经由红海,而那时苏伊士运河未通,由红海不能进入地中海,需弃舟登岸,重渡地中海,才能到达罗马。所以,很显然,从波斯湾下海,不是送甘英去罗马。

  从波斯湾出发,出阿拉伯海,进入印度洋,由印度洋转入中国南海,这是往中国去的海路,东汉时,罗马有个使团,就从这条海路到达过中国,但,肯定不是从波斯湾下海,因为,那时罗马帝国正与安息—帕提亚交战,故不可能从敌国海域下海。

  安息船子如是说,其实是让甘英做个选择,问他从陆路回国,还是从海路回国,他把海路的风险夸大,还击中了中国人家庭观念的软肋,迫甘英从陆路归。

  甘英的去留,不由自主,他被安息人控制了,但双方还在维持面子,一旦撕破面子,他就会像张骞、苏武一样被关押起来,与之不同的是,那是被敌国匈奴关押的,他若被关押,就等于化友为敌,树立了一个新的敌国,故他宁愿服从安息的安排。

  他在西行之前,并不知道安息与大秦为敌,若知,就不会通过安息往大秦去,到了安息,他就应该知道了,但还不至于为了一个素无往来的国家而得罪安息。

  甘英此行目的是以夷制夷,安息还在西汉时,就已入了汉家制夷之局,如同大月氏,此行能与安息重申盟谊,亦算达到了以夷制夷的目的,不失汉家初心。

  从安息的角度来考虑,罗马之于安息,就如同匈奴之于中国,当年罗马统帅克拉苏就死在了安息人手里,故汉家之于大秦与安息,只能择其一,若放任中国与大秦结盟,那么以夷制夷的夷,很可能第一个就是安息,这还只是地缘政治上的考虑。

  更有贸易上的考虑。安息居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位于丝绸之路中部,成了东西方贸易枢纽,无论东来的,还是西去的,都必须经由,每天都有滚滚财源来此“安息”,这天造地设带来的利润,罗马不能分享,中国也不能分享,它要中间独大。

  对此,康有为不察,将文明迟到的这笔账算到了甘英头上,实在冤枉,要算这笔账,也只能算到安息人头上。如果说迟到的文明相会千年之后才给中国带来了灾难性影响,那么它对西方的影响来得更早,据说,不到两百年,匈奴就在西方出现了。

  陈序经在《匈奴史稿》第二章“有关匈奴历史的外国史料”中指出,18世纪法国历史学家得岐尼著《匈奴、突厥、蒙古及西部鞑靼各族通史》,其目的就是想说明西方所谓“匈人”,即中国史书所载“匈奴”,解释中国匈奴如何西迁并入侵欧洲。

  英国历史学家吉本认可了得岐尼的说法,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中,他指出,欧洲的匈人,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匈奴,并肯定匈人来自蒙古高原,因被中国驱逐,往西迁徙,至伏尔加河流域。吉本认为,匈奴人从蒙古高原来到伏尔加河流域这一段历史,中国人是知道的,可是,从伏尔加河流域到罗马的这一段历史,中国人就不清楚了。

  不光北匈奴迁徙,还有那些归附了汉朝的南匈奴,不少人也跟着迁徙,他们来到伏尔加河流域,与北匈奴重逢,开启匈奴复兴之路。新兴的匈奴不走回头路,他们再往西去,从伏尔加河进入顿河流域,相遇了东哥特人的一支粟特人,他们互相攻打,匈奴人杀死粟特国王,占有其国,对这事的记载,吉本经由中国《魏书·粟特传》而得知。

  在此次复兴中,匈奴人不仅产生了新的英雄阿提拉,而且获得了新的身份—匈人,在这里,没人敢像汉人那样蔑视他们为“匈奴”,他们的新冒顿王阿提拉,竟然被信仰基督教的欧洲人称作“上帝之鞭”,上帝用他来鞭策欧洲人,教训欧洲人。

  吉本在其著作中不惜笔墨,讲述了阿提拉的性格及其活动,还有阿提拉的王室及其战争,他认为,在欧洲历史上,阿提拉是唯一的征服者,不仅征服了塞种人,还征服了日耳曼人,将二者均置于匈人统治之下。从匈奴到匈人,可谓一部地跨亚欧、兵连东西方的世界史,其势远超此前居鲁士和亚历山大帝国,亦为后世突厥和蒙古帝国所不及。

  可以说,它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与东西方文明都发生过巨大冲突,并对东西方文明都产生了深刻影响的游牧民族,以至于突厥和蒙古都以它的后来者自居。

  在东方,匈奴驰骋蒙古高原掀起的游牧风暴,差一点就席卷了那个用长城围护的汉家天下,来到西方,匈人突然出现,成了罗马帝国倒下的第一推动者。

  当罗马帝国被蛮人的洪流冲垮时,我们很自然就会想到甘英那次出使,想到班超欲联手大秦对付匈奴的远见卓识,假如,虽然历史没有假如,只有已然,但我们不妨还是假设一下,假如甘英出使成功,罗马人早就注意到匈人,世界历史很可能会改写。

  是什么让一个正在付诸实施的伟大思想变成“假如”呢?是家,是汉人念念不忘的家。不仅甘英被安息船子动员回家,连“从心所欲”的班超,也终于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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